王凯运

　　王凯运阅历

　　清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王凯运应童子试，次年入长沙城南书院。道光三十年入县学，有文名。咸丰元年(1851)与邓辅纶兄弟、龙汝霖、李寿蓉成立兰林词社，有“湘中五子”之称。咸丰六年，注《今古文尚书笺》，宗公羊学。咸丰七年，乡试中举，与曾国藩将领交往，自许霸才，睥睨天下，咸丰九年，入京会试不第，寓居法源寺，受户部尚书肃顺赏识，聘为家庭教读，并约为异姓兄弟，“采取言论，密以上陈”，优礼有加。祺祥政变，肃顺被杀，他避居各地，退而博览诸子，笺注群经，并撰《祺祥故事》为肃顺辩。同治元年，入曾国藩幕，虽参与谋划，而所义多和睦，遂离去。同治四年(1865)，由长沙移居衡阳西乡石门，专事著作。光绪元年(1875)，应曾纪泽之请修纂《湘军志》。次年，住宅毁于洪水，在长沙营盘街始建湘绮楼(光绪二十七年复建湘绮楼于湘潭县云湖桥山塘湾)。后应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，于光绪四年冬至成都，掌管尊经学院。尔后八、九年，往来于湘蜀之间，从事讲学和著作。

光绪十二年，离川返湘，先后主讲长沙思贤精舍，任衡州船山书院山长。光绪二十八年，主讲南昌初等学堂。光绪二十九年，为江西大学堂总教习，上书支持改学制，惹起江西各界不满，遂辞职，为巡抚夏时幕客。其时，与曾国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、彭玉麟等先后交往，或通问侯，或论政事，所提方略都未被采用。光绪三十四年，清廷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。中日甲午战争中，得知李鸿章勇往直前，曾致信晓以大义，“误国之罪，谁执其咎?”表现出爱国的正义感。关心官方疾苦，对太平天国起义以来统治者祸国殃民，生灵涂炭之惨象，曾作《独行谣》、《盐井歌》、《圆明园词》，予以真实反映。又在《与曾侍良言兵事书》中说：“劝捐之局，踵贼去来，来不能拯，去又绳之”。引里谚曰：“官官相为，官高者贤，但闻蛮官，不闻蛮民”。又说

：“夫盗贼者，贫民之变计也”;“寇势愈张，官力愈弘;公局愈兴，民困愈穷”。

　　宣统三年(1911)以乡试重逢，中举，特加翰林侍讲衔。引为光荣，作诗以纪。民国元年(1912)，作《悲愤诗》2首。民国2年被举为湖南孔教会长。次年，应袁世凯之请，任国史馆长。后辞归，致书袁世凯，劝不用称帝，作诗“谁知窃国人，征书到沧州”。但他是以袁窃国于清，而持异议，并于西宛题门联：“民尤是也，国尤是也;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。”后有人区分续语：“何分南北”，“不是东西”，传达甚广。他昧于时代潮流，终生不剪长辫，但支持外来侵略。

　　王凯运诗文悉本诸经

　　效法汉魏六朝体。常说：“文不取裁于古，则无法;文而必摹于古，则亡义”。文章以叙议见长，作风高古，文词雅丽。诗有拟古倾向，以七言歌行成就最高。以“百年成毁何匆促，四海荒残如在目。丹城紫禁犹可归，岂闻江燕巢林木”。写圆明园之兴废，反映清王朝之衰落。从诗作总体看，较少理想生活内容。著有《湘绮楼文集》26卷，《外集》2卷;《湘绮楼诗集》18卷，《外集2卷》;《湘绮楼词钞》1卷等。

　　他精研经史，旁涉方志。讲学著书时期，修纂《湘军志》16篇，《桂阳州志》17篇，《衡阳县志》10篇，《安东县志》7篇，《湘潭县志》12篇等。《湘军志》诋太平军为匪寇，溢美湘军战功。但敢直书，在《曾军后篇》中说：“且言江宁锄货，尽入军中”;《营制篇》说：“故将五百人，则岁入三千，统万人，岁入六万金，犹廉将也”。因此惹起湘军将领不满，发作毁版风云，然生徒将其刊印，传达至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