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敢死队》主演之一在美国国会陈述被男性性骚扰

Terry Crews

 北京时间6月27日消息，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就《性侵犯幸存者权利法案》的贯彻实施举行听证会，传唤三人作证，包括演员Terry Crews（《神烦警探》《人人都恨克里斯》），他最新现身国会大厦参加听证会，向委员会详述自己被好莱坞高层性骚扰事件，透露因起诉性骚扰者，参演了《敢死队1-3》的他不演《敢死队4》了——该片制作人告诉他：要么你撤诉，要么你就退出。

Crews说：“很荣幸能利用我的平台和故事去帮助产生更多的民事法案保护措施，帮助性骚扰幸存者，每个幸存者都必须得到保护，这项法案必须在全美国50个州实施。”

他认为，自己说出曾被性骚扰的经历，证明了“有毒的‘男子气概’观点已渗透到文化之中”。

“好莱坞在这方面绝对是问题领域，很多人有好莱坞梦，但现实是：有人有权力操控这些梦想。所以，人们会被哄骗，会认为这样的骚扰、虐待甚至强奸是可以预计的，是混好莱坞的一部分，包含在你的工作描述里。”

去年10月，哈维·韦恩斯坦性骚扰指控大规模曝出时，Crews曝光自己曾被好莱坞男性高层性骚扰，以此来回答有人对出面指控韦恩斯坦的女性们的质疑：为什么被骚扰时不当场发声？

Crews说：“韦恩斯坦事件给了我PTSD，因为这种事曾发生在我身上。

我妻子和我去年参加某活动，一个好莱坞高层向我靠近，开始摸索我的私处。

我暴跳起来，问‘你在干什么？？’我妻子看见了一切，像看疯子一样盯着他，他只是露出了个混账般的笑容。

我当场就想揍他，但我仔细想了想可能的后续：第二天头条是‘250磅重黑人袭击好莱坞高层’，而我都看不到这个头条，因为我可能会在监狱里了。

当晚和第二天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认识的所有人中和他共事过的人。

第二天，他打电话过来道歉，但完全没解释他为什么要那样对我。

我没再追究，因为我不想被排斥。性骚扰者有权有势时，我理解为什么很多有这种遭遇的女人放弃追究：谁会相信你？（没多少人）这事会造成什么间接后果？（很多）你想保住饭碗吗？（想）你准备好被排斥了吗？（没有）”

11月，Crews指控的人证实是他所在的著名经纪公司WME的经纪人Adam Venit（但不是Crews的经纪人），Venit被WME勒令休假30天，接受公司调查。随后，Crews离开了WME，并提起刑事诉讼，状告Venit性骚扰。但洛杉矶市检察官办公室拒绝起诉，原因是过了起诉时效。Crews又提起民事诉讼，将Venit和WME一起告上法庭，认为Venit存在长期、对多人的性骚扰行为，而WME一直以来都知道并纵容他。

Crews表示WME曾承诺：如果发现除了对他的那起事件之外，Venit还有任何别的性骚扰行为，就开除他。但30天休假后，Venit仍然回了WME，虽被降职，但仍担任经纪人。

而如今，在听证会上，Crews谈到这段经历，没点名说是Venit，他表示“那起骚扰过程仅几分钟，但那个经纪人的手握住我的私处时，也有效地告诉了我：他手握权力，他掌控一切。”

Crews说从没想到把此事公开，如果他事发当时就报警，可能在警局就会被嘲笑。所以事发一年后，因为Metoo运动的环境，他才说出来。“你在努力找一条安全的路，身边没人会帮你、相信你。”

而男性对男性的骚扰，Crews称更没人会当真，“性骚扰者会说：那只是开玩笑、打闹。会把指控说成笑话，他们对你就像对待一个笑话。”说出自己也被性骚扰后，他被一遍遍告知：这只是开玩笑的，闹着玩的。

刚说出此事时，Crews称意图是告诉所有此类受害者“你们不孤独”，希望他站出来，能震慑一个性骚扰者，能鼓舞一个因遭遇此类事件而绝望的人。

如今他透露：之后有许多许多在好莱坞的男性告诉他，自己同样被性骚扰过，但不想公开。“他们不够自信，或觉得不够安全，说出来可能被封杀、威胁工作。”

他也说到发声后职业受到的威胁，之一是《敢死队4》制作人Avi Lerner致电他的经纪人，叫他撤销针对Venit的起诉，这样才能参演《敢死队4》。

参议员Amy Klobuchar问Crews是否保住了《敢死队4》角色。Crews说没有，他不想与那样的人合作：“这个制片人（Lerner）自己也在接受类似Venit的性骚扰指控调查（Lerner被匿名为Jane Roe的女性指控性骚扰、性别歧视等，他否认一切指控），而性骚扰者会保护性骚扰者。这是我要抉择的：是否跟这些人划清界限，是融入他们还是坚持自我立场。总有一些项目我是得拒绝的。”

Crews还谈到男女性社会地位，他曾不把女性当回事，他说从小看到父亲家暴母亲，用力量支配她，而尽管想保护母亲，不想成为父亲那样的人，但他在长大的过程中，“潜移默化就有了这样的观念：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更有价值的，象征力量和保护，女性是在我之下的。…我一生都在被教育：要统治世界。我会试图掌控所有局面：从橄榄球场到电影片场，甚至在家里，面对我的妻子和孩子时。”

但他表示，自从被骚扰后，他的想法变了，“我块头不小，也不是时刻不安的人，但那件事发生时和之后，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弱小。当看到同行业的人、看到那些女性出来分享自己的Metoo故事，我感到羞耻，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。所有领域中，只要存在权力动态，这样的问题就会很猖獗。”